第二十四屆性健康專刊08
淺談性健康議題的媒體傳播
在現今的社會中，媒體傳播扮演重要的角色。為了社會化，融入人群，勢必必須學會社會大眾普遍認同的價值觀，了解何謂社會的真實。而媒體正是那扇讓人們了解社會的窗子。然而，根據框架理論，這扇由媒體形成的窗子卻也同時限制住人們所看見的事件，使得閱聽人難以由一篇報導中得知事情的全貌。媒體這扇窗子的窗框，象徵不同媒體各自的立場、意識形態，形塑不同形狀的窗框，影響人們看世界的角度、廣度。但是不可避免的，媒體傳播，使閱聽人獲得各式資訊，是現代人非常重要的學習管道。然而媒體傳播並不能盡如人意的重現事件的本質，這些資訊的採集、包裝乃至輸出，無不受到人為因素影響，因此媒體產物在透過各種多媒體管道傳播時，偏差的產生並不令人意外，影響著大眾的解讀，而這更是影響各式意識形態塑成的一大因素。性健康的議題，正是包含在如此機制中，媒體的呈現很大程度地影響這大眾對於此方面議題的認識，可惜媒體傳播在此議題的闡述是有不少缺失的，這是大眾偏見形成的一大關鍵。本文將藉幾個例子淺談此論點。
1920年代，美國發生了一宗十分著名的綁票謀殺案件—李奧波德與勒伯案(Leopold and Loeb)。兩位年輕的兇手家境富裕，並且絕頂聰明，兩人精心設計了一宗宗犯罪案件，甚至綁票謀殺了一位年少男子，並蓄意布置命案線索，但最後仍然難逃法網。在民風保守的彼時，他們令人髮指的行為震驚社會，然而在審判過程中，檢調單位發現兩人的同性傾向，於是便以此角度解讀其犯罪動機(同性戀=精神病=謀殺)，再加上當時媒體的渲染，可想而知其對於不同性傾向者的汙名化有多麼猛烈。然而其後數十年間，本案成了一些小說、電影的題材，其中電影以1948年希區考克(Hitchcock)導演的奪魂索(Rope)與1992年Tom Kalin導演的情迷意亂(Swoon)為代表。然而這些小說與電影的呈現風貌隨著每個作者或導演的詮釋角度而有所異同，褒貶不一，某些作品過份渲染同性之愛的題材，反而與原案有極大出入。也許某些題材的渲染會使作品情節更有張力，況且這些改編之作本來就沒有忠於原案的必要性，但是對於閱聽人而言也許對於原案所知不多，也許這些情節上的刻意暗示和渲染，無形中又給同志性傾向抹上了不光彩的色調。
然而發生於1998年的馬修薛伯德一案和1999年的傑西德基辛一案，卻引來媒體極度差異性的報導方式。馬修薛伯德在全美廣泛的報導下，成為最知名的仇恨同志犯罪受害人。反觀年僅13歲，遭兩名同性戀者多次性侵且受虐致死的男孩傑西德基辛，卻因為當時媒體刻意的忽略而鮮為人知。根據華盛頓時報〈媒體濾去阿肯色州男孩虐死案〉(Media tune out torture death of Arkansas boy.)的報導，文中引述一個經常批評媒體中自由主義偏見的監察組織媒體研究中心(Media ResearchCenter)媒體研究主任蒂姆·格雷厄姆稱：「沒有人想說任何關於同性戀者的負面消息。沒有人想被看到站錯立場。」媒體研究中心主任布倫特·博澤爾指責媒體刻意禁制報導。由這兩個社會案件中媒體不同報導方式可看出時代的差異性，在李奧波德與勒伯案中，媒體傾向以同性戀作為犯罪動機的解讀，而在傑西德基辛一案中卻刻意壓制報導。而若將馬修薛伯德與傑西德基辛一案進行比較，兩案件之所以引來不同程度的媒體關注，主因應該是馬修薛伯德案中的犯罪動機是出於憎恨，被私刑殺害，因為他是被抹黑的「他人」，是社會接受為可虐待的對象．但德基辛只是平常的「他人」。以媒體角度解讀，虐童不是大新聞，私刑卻仍然是。
由本文所舉的不同案例中可發現媒體對閱聽人吸收資訊的影響力，甚至影響整個社會看待事件的角度，也影響部分偏見的形成。但是根據媒體框架理論，希望框架不存在幾乎不可能，所以閱聽人本身的理性與素養、判斷報導的客觀性、接受多元框架的報導來企圖接近事件的本質，是身為閱聽人須培養的素養。
國立成功大學LORA 林榮廷 謝佩珊
第二十四屆性健康專刊08
淺談性健康議題的媒體傳播
在現今的社會中，媒體傳播扮演重要的角色。為了社會化，融入人群，勢必必須學會社會大眾普遍認同的價值觀，了解何謂社會的真實。而媒體正是那扇讓人們了解社會的窗子。然而，根據框架理論，這扇由媒體形成的窗子卻也同時限制住人們所看見的事件，使得閱聽人難以由一篇報導中得知事情的全貌。媒體這扇窗子的窗框，象徵不同媒體各自的立場、意識形態，形塑不同形狀的窗框，影響人們看世界的角度、廣度。但是不可避免的，媒體傳播，使閱聽人獲得各式資訊，是現代人非常重要的學習管道。然而媒體傳播並不能盡如人意的重現事件的本質，這些資訊的採集、包裝乃至輸出，無不受到人為因素影響，因此媒體產物在透過各種多媒體管道傳播時，偏差的產生並不令人意外，影響著大眾的解讀，而這更是影響各式意識形態塑成的一大因素。性健康的議題，正是包含在如此機制中，媒體的呈現很大程度地影響這大眾對於此方面議題的認識，可惜媒體傳播在此議題的闡述是有不少缺失的，這是大眾偏見形成的一大關鍵。本文將藉幾個例子淺談此論點。
1920年代，美國發生了一宗十分著名的綁票謀殺案件—李奧波德與勒伯案(Leopold and Loeb)。兩位年輕的兇手家境富裕，並且絕頂聰明，兩人精心設計了一宗宗犯罪案件，甚至綁票謀殺了一位年少男子，並蓄意布置命案線索，但最後仍然難逃法網。在民風保守的彼時，他們令人髮指的行為震驚社會，然而在審判過程中，檢調單位發現兩人的同性傾向，於是便以此角度解讀其犯罪動機(同性戀=精神病=謀殺)，再加上當時媒體的渲染，可想而知其對於不同性傾向者的汙名化有多麼猛烈。然而其後數十年間，本案成了一些小說、電影的題材，其中電影以1948年希區考克(Hitchcock)導演的奪魂索(Rope)與1992年Tom Kalin導演的情迷意亂(Swoon)為代表。然而這些小說與電影的呈現風貌隨著每個作者或導演的詮釋角度而有所異同，褒貶不一，某些作品過份渲染同性之愛的題材，反而與原案有極大出入。也許某些題材的渲染會使作品情節更有張力，況且這些改編之作本來就沒有忠於原案的必要性，但是對於閱聽人而言也許對於原案所知不多，也許這些情節上的刻意暗示和渲染，無形中又給同志性傾向抹上了不光彩的色調。
然而發生於1998年的馬修薛伯德一案和1999年的傑西德基辛一案，卻引來媒體極度差異性的報導方式。馬修薛伯德在全美廣泛的報導下，成為最知名的仇恨同志犯罪受害人。反觀年僅13歲，遭兩名同性戀者多次性侵且受虐致死的男孩傑西德基辛，卻因為當時媒體刻意的忽略而鮮為人知。根據華盛頓時報〈媒體濾去阿肯色州男孩虐死案〉(Media tune out torture death of Arkansas boy.)的報導，文中引述一個經常批評媒體中自由主義偏見的監察組織媒體研究中心(Media ResearchCenter)媒體研究主任蒂姆·格雷厄姆稱：「沒有人想說任何關於同性戀者的負面消息。沒有人想被看到站錯立場。」媒體研究中心主任布倫特·博澤爾指責媒體刻意禁制報導。由這兩個社會案件中媒體不同報導方式可看出時代的差異性，在李奧波德與勒伯案中，媒體傾向以同性戀作為犯罪動機的解讀，而在傑西德基辛一案中卻刻意壓制報導。而若將馬修薛伯德與傑西德基辛一案進行比較，兩案件之所以引來不同程度的媒體關注，主因應該是馬修薛伯德案中的犯罪動機是出於憎恨，被私刑殺害，因為他是被抹黑的「他人」，是社會接受為可虐待的對象．但德基辛只是平常的「他人」。以媒體角度解讀，虐童不是大新聞，私刑卻仍然是。
由本文所舉的不同案例中可發現媒體對閱聽人吸收資訊的影響力，甚至影響整個社會看待事件的角度，也影響部分偏見的形成。但是根據媒體框架理論，希望框架不存在幾乎不可能，所以閱聽人本身的理性與素養、判斷報導的客觀性、接受多元框架的報導來企圖接近事件的本質，是身為閱聽人須培養的素養。
國立成功大學LORA 林榮廷 謝佩珊
發佈留言